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的夜晚，大邱庄依旧灯火通明。厂区的探照灯齐齐开启，白光照耀着高炉烟囱、铁皮厂房以及村口新铺的水泥路障。路障后面，一群人静静地伫立着，他们穿着棉大衣，有的人手握铁锹，把对讲机别在腰间。他们的任务很明确：守住村口，不让任何人进入。大家在等待的是警察的到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天津市公安局的车队按照预定路线抵达，四百名警务人员与众多警车，沿着通往大邱庄的公路行驶，来到村边停下。村口的水泥墩子横亘在路上，面对的是人群，民警站在一侧，村民则在另一侧，二者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，这条线便是禹作敏所设立的。

要理解这条划定的界限，需要追溯到更早的历史。大邱庄位于天津的西南角，静海县的团泊洼。这片土地有个古老的说法：“春天白茫茫，秋天水汪汪。”意思是春天表面会出现一层盐碱状的白霜，秋天则是水分无法排出，农作物泡在水里，根部腐烂。大邱庄长期的耕地条件极差，七千亩地，大部分都是盐碱滩，农作物难以生长。《静海县志》对这一地区的描述是“地瘠民贫，十年九歉”。在民国时代，村民们除了耕作外，另一条生路就是外出乞讨，附近的人称大邱庄为“花子村”，不仅是无意的称谓，更是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在一九七七年之前，大邱庄的集体账面上负债累累，常年背负着几万元的债务，无力偿还，村里的房子都破旧不堪，以土坯房为主，屋顶用苇箔覆盖，冬天透风、夏天漏水。村民们的衣物匮乏，外出时常常只能一家人共用一条像样的裤子。

禹作敏是大邱庄的本地人，他的父亲是一位诚实的农民。小时候他在私塾读过几天书，虽然仅识几个汉字，但算术还算可以。年轻时他在生产队里拖着大车，后来成为会计，再到大队长。他性格开朗，乐于与外来人交流，村里人常说他“思想活泛，点子多”。在一九七七年选书记时，村民们召开了一次大会，地点在村小学操场，没有扩音器，只有几百人围坐。选举形式简单，经过提名后举手表决。禹作敏站起来说了一番话，意思是如果他当选，给他三年时间，如果没有改善就主动下台。大家都记住了这句话，但当时并没有太多人对结果抱有期待，只觉得他直言不讳，愿意尝试。

上任后的禹作敏采取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措施。他没有像其他村庄那样，组织人民修建梯田、挖渠排水，而是将全村的年轻劳动力集合，分成几个小组，分别前往城市的造纸厂、火车站以及建筑工地打工。这种做法在当时颇具风险，公社干部曾警告他这是“重副轻农”，方向不对。然而，禹作敏明确表示，若在自家地里无法生存，就得想其他方法来维持生计。他关心的是村民们的温饱问题，而非长远发展。

那些外出打工的人，年底带回了些许现金。这是大邱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可用的资金。但禹作敏意识到，仅靠外出赚钱无法改变村庄的贫困局面，一个壮汉外出辛勤工作一个月也不过几十块钱，面对几千口人的家庭，这部分收入根本无法翻身。他决定要找出另外一条致富之路，即开办工厂。办厂需要资金和技术。资金可以通过借贷解决，但技术方面大邱庄则一无所知。

后来，他听说了刘万民，一位曾在冶炼厂担任副科长的技术人才。在当时的农村，像他这样的技术人才十分稀缺。第一次求见刘万民，遭到了拒绝；第二次，结果依旧。到了第三次，禹作敏带上一些礼品，坐在刘万民的家门口，诉说大邱庄的困境以及对工厂的期望。刘万民终于答应了，但条件是他只负责技术事务，不干经营，每月工资为他在工厂的两倍。禹作敏欣然同意。

刘万民选择的第一个项目是冷轧带钢，因其投入远低于热轧。大邱庄无法承担几百万的设备费用，而冷轧则十几万便可起步。由于市场需求大，村里的小五金厂、制管厂皆需应用。启动资金方面，禹作敏把村里能够凑的钱全部集合，并借了一笔款项。设备虽然是二手的，但刘万民亲自带队修理、安装。禹作敏几乎每天都在工地待着，有时更是彻夜不眠。第一年，冷轧厂竟然赚得十七万元，这在当时对大邱庄而言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。这笔收入没有被分掉或用于盖房，而是投入到下一项目——高频制管厂，紧接着是印刷厂和电器厂，夹杂着不同产品的生产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。

到了八十年代末期，大邱庄的工业产值突破了亿元，这在全国的农村当中是前所未有的。媒体开始报道大邱庄，不少参观者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政府官员、县市代表纷纷前来学习经验。大邱庄成功蜕变，从一个贫困村落华丽变身为全国著名的富裕村。而此时的禹作敏，也不再是那个赶大车的农民，他已荣登全国劳模，成了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，甚至有幸成为全国政协委员，参与北京的会议，享受到接待的礼遇。